以史为鉴，从建窑兴衰史说起（二）

二、繁荣兴盛期

建窑的繁荣期应该是从北宋开始的，特别是北宋中晚期到南宋末元代初期的黑釉瓷，在此时更是享誉海内外。

首先是考古发掘材料的说明：

建窑窑厂的分布，东至大陆后门山，南至营长墘山、源头坑，西至牛皮仑、庵尾山、北至芦花坪，窑址面积约11万平方米，仅从其窑址面积上看，规模并不算大，宋元时期十里窑厂，烟火相望者颇多，但从窑址堆积、窑炉规模、产品数量和销售市场上看，其繁荣兴盛可见一斑。

50年代，宋伯胤先生对建窑进行调查时，发现芦花坪等处的堆积高度达10米，从这高大如山的废品堆积，可见其烧制时间之长，数量之大。

从 1960年到1992年，先后三次对建窑遗址进行发掘，共发掘面积1600多平方米，发现窑炉数十座，均为依山而筑的斜坡式龙窑。采用匣钵一器一钵装烧。 在庵尾山窑址中发现的三座窑炉其中92SJY5，窑炉斜长74.6、实测长72.8、宽1.00一3.30、高差16米，92SJY8；斜长60.4、实 测长58、宽1.23一1.斗3、高差15.5米，Y8；斜长96.5米、实测长90.2米、宽1.1一2米，高差22.8米，Y10残存窑炉斜长80、 实测长77.5、宽度1.3一2.1米，大路后门口窑址发掘的91SJY4窑炉残存部分(包括被公路破坏的)斜长86.5、实测长81.5、宽1.9一 2.2、高差10.55米，92SJY9已发掘的部分斜长31.3、实侧长30.8、宽1.3一2.4米，营长墘窑址的92SJY6窑炉斜长41.9，实 测40.5米，宽1.33一2.6、高差8.45米，92SJY7窑炉斜长118、实测长113、宽1.1一2.25、高差27米，从这些真实的考古数据 我们就可以看到，当时建窑窑炉规模了，现已探明的窑炉最长者为90SJY3长达135.6米、宽1.0一3.5米，可同时装烧10万件以上瓷器。窑炉之 大，产量之高，是全国已发掘龙窑中仅见的一例。

从宋代中晚期开始，建窑最具特色的黑釉瓷盏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推崇与喜爱，有些被当做珍贵的随葬品与逝者长眠，据统计，目前就福建地区已出土建窑黑釉盏的19座墓葬中，有纪年墓10座，年代最早为北宋宣和六年（1124年），最晚为南宋宝祐二年（1254年）。

建 窑建盏不仅盛名于国内，而且还流行于国外，讲究饮茶的日本人，也将建盏视为珍品。南宋嘉定年间，日本山城人加藤四郎，左卫门景正，随道元禅师同来中国，曾 在福建建窑学习制造黑釉器的方法，回国后便在獭户等地设厂制造，开日本瓷器之先河。日本称作“天目釉”的，源出于建窑黑釉瓷，日本镰仓时代来中国浙江天目 山佛寺留学的僧人，把建窑所产的黑釉瓷带回日本，称之为“天目”，以后逐渐沿用，凡是黑釉的陶瓷均称为“天目”，“天目釉”变成了黑釉的代名词，并被世界 各国所采用。建站产品尚有不少数量存于日本，其中收存在东京静嘉堂（耀变茶碗）、京都大德寺龙光院（耀变茶碗）、大阪藤田美术馆（耀变茶碗）、东京酒井忠 博（油滴茶碗）被日本定为国宝。

《中国黑釉瓷外销初探》一文提到的外销资料，1976 年—1984年在韩国在新安海底泥船中打捞出大批文物，其中76、77年的报告中就有7件建窑茶碗，其年款大部分为北宋至南宋时间的。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 出，当时建窑作为宋代著名的窑口已经开始出口到日本了。据其他考古资料证明当时是通过泉州港运销的，地点除了日本，还有欧洲等地。

在历代的文献资料中也能很明显的看出繁盛期的建窑及其影响：

宋文人蔡襄有作《茶录》，在其下篇“论茶器”中，对于茶盏认为上品者应是：

“茶色白，宜黑盏，建安所造者，绀黑，纹如兔毫，其坯微厚，熁之久热难冷，最为要用。其他处者，或薄，或色紫，皆不及也。其青白盏，斗试家自不用。”

宋徽宗赵佶撰写的《大观茶论》中，对于茶盏的选择：盏色贵青黑，玉毫条达者为上，取其焕发茶采色也。这里的“玉毫条达者”应是指的建窑建盏中的兔毫盏。

宋代陶谷的《清异录》一书记载：闽中造茶盏，花纹鹧鸪斑，点试茶家珍之。

清代 蓝浦《景德镇陶录》卷七中这样记载：

建窑，古建州窑也，出宋代为今之建宁府建阳县，始于建安，后迁建阳，入元犹盛，碗盏多是敞口，体稍薄色浅黑而滋润，有黄兔斑滴珠大者，眞宋时茶尚敞碗，以建安兔毫盏为上，唐氏肆考云，旧建瓷有薄者絶宋器。

《东坡后集二·从驾景灵宫》诗云：“病贪赐茗浮铜叶。”按今御前赐茶皆不用建盏，用大汤敝，色正白，但其制样似铜叶汤敝耳。铜叶色黄褐色也。”

此外，宋代的一些诗人也把建盏作为题咏的对象，留下了许多赞美的诗句。

范仲淹《斗茶歌》“北苑将期献天子”、“紫玉瓯心雪涛起”

蔡襄《试茶·北苑十咏之六》：“兔毫紫瓯新，蟹眠青泉意。”

苏东坡《寄调歌头·咏茶词》:“建溪春色占先魁.’、“兔毫盏里，霎时滋味舌头回。”《送南屏谦师》:“忽惊勺喊兔毫斑，打出春瓮鹅儿酒。”

苏辙《次韵李公择以惠泉答章子厚新茶二道》“蟹眠煎成声未老，兔毛倾着色尤宜。“

黄庭坚(《满庭芳·茶》“兔毫金丝宝碗，松风蟹眼新汤。”

杨万里《以六一泉煮双井茶》“鹰爪新茶蟹眼汤，松风鸣雪兔毫霜。”

宋 元时期斗茶成风，文人咏茶成趣，对建州北苑茶和建窑兔盏线推祟备至，诗词中多是北苑茶和免毫盏一同出现，因此这类诗词中的兔毫盏应是指建盏为宜。诗词中的 “紫玉甄”、“紫哑’、“兔毫碗”、“兔毫霜’、“兔毛’等也应指建盏。范、蔡、苏、黄、杨等人主要活动都在仁宗或仁宗以后各朝。他们的作品较真实地反映 了当时的建盏的发展。

元初建窑仍烧造黑釉瓷.统治阶段上层接受宋代的饮茶习俗，沿用建盏。赵朴百《斗茶图》和耶律楚材诗有“建郡深夙吴地远”可证。兰浦《景德镇陶录》云“建窑人元犹盛”，有一定道理。

由上述考古和文献材料我们可以初步做出这样的结论，建窑的繁荣高峰期应该在北宋中晚期到元代初期。那么，为什么在这段时期建窑发展的如此繁盛呢？

首 先，这与宋代空前繁荣的茶文化是分不开的，特别是宋代茶文化的源头武夷茶文化，可以说武夷茶文化对建窑的影响是最直接的。武夷茶的品饮方式直接影响到茶具 的使用，宋代的饮茶方式是把茶叶碾的非常细，如粉如沫，再精制成所谓“龙团凤饼”，饮茶时把精细的茶末用不老不嫩的开水冲点，用茶筅用力搅拌（古称“击 拂”）以使茶与水完全溶为一体，然后乘热饮用，这就是所谓的“点茶”。好的茶汤要有一层极为细小的白色泡沫浮于盏面，称为“乳聚面”；不好的茶汤点过不 久，茶就与水分离开来，称为“云脚散”。为了不使云脚散，茶人必须掌握高超的点茶技巧， 使茶与水交融似乳，最好还能“咬盏”。宋代人评茶以白为上，蔡襄《茶录》的第一句是“茶色贵白”。并且宋代是极其讲究茶道的，上起皇帝，下至士大夫，无不 好此，并著书立说，加以理论化。如风雅皇帝宋徽宗赵佶撰《大观茶论》，蔡襄撰《茶录》，黄儒撰《品茶要录》……特别是该时期上述的非常风靡的斗茶活动，更 是进一步推动了建窑，特别是建盏的发展。由于宋代上层社会的喜好，建窑开始大量生产以适应这种品饮方式的黑釉茶具—“建盏”。这是因为建盏就是当时专门为 点茶、斗茶“量身定作”的茶具。建盏的胎体沉厚，且越往下越厚重，重心低，放置稳当，便于点茶时击拂。胎体厚且内含气泡多，预热后不易冷却，利于点茶，点 茶后还可以保持茶汤的温度，延缓水痕的出现。另外建盏的釉面亮黑如漆，便于斗茶时观茶色，验水痕。另外建盏中大宗质量上乘的束口盏，在盏壁距口沿约 6 或 7 毫米处，向内作成一同圆滑的凸圈，此凸圈是注水量的标准，起标尺的作用，因为点注时乳雾汹涌溢盏而起，故要求茶汤适中，否则“茶少汤多则云脚散，茶多汤少 则粥而聚。

据文献和考古资料发掘，宋代建窑几乎只生产一个品种的瓷器，即黑釉茶盏（建盏），而且产量很大，如庵尾山窑址的Y8的Y8内堆积全部是黑釉碗，营长墘窑址Y7出土的皆为黑釉碗，这在中国古代瓷器中可算是孤例了。

由于武夷茶的品质上乘加上武夷山秀丽的自然环境，当时很多著名的文人墨客不断地涌入武夷山，为繁荣武夷茶文化作出了很大的贡献。《崇安县新志》载：“宋时范仲淹、欧阳修、梅经俞、苏轼、丁谓、蔡襄、刘子、朱熹等从而张之，武夷茶遂弛名天下”。

建盏在宋朝尤其是南宋逐渐形成了一种文化现象，文人墨客争相购之并以此为荣。它之所以如此被宋朝文人甚至统治者所垂青，在于它突破了传统黑釉的沉闷，烧制出兔毫，油滴，曜变等由所施釉自然形成的特殊花纹。而窑变花纹的形成与当地的材质条件和窑炉烧成技术是密切相关的。

受理学、儒学思想的影响，宋朝审美观偏向于雅致，崇尚自然含蓄，淡泊质朴的风格。影响到宋朝的瓷器，普遍偏重釉本身安静典雅的色泽。建盏的色泽沉静但不沉闷，利用釉色本身在烧成过程中的变化，自然天成，安静的色泽折射出深邃的意境，体现了禅宗精神，因此极受欢迎。

建盏的繁荣与当地便利的交通也是分不开的。建州一直是福建的重镇，建窑临建溪，而福建又是个水陆交通很发达的地方，水网密布，因此建窑出产的瓷器能够很方便的被运输出去，这对于建窑的发展是非常有利的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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