宋代中国的“斗茶”哺育了日本茶道文化

饮茶风习的普及，推进了宋代的茶文化朝着艺术化的高级阶段迈进，两宋以茶为主题的诗作屡见不鲜，其中描写饮茶胜境的佳句更是层出不穷。如范仲淹的“鼎磨云外首山铜，瓶携江上中泠水。黄金碾畔绿尘飞，碧玉瓯中翠涛起。”;林和靖的“潏潏药泉来石窦，霏霏茶蔼出松梢”，“阁掩茶烟晚，廊回雪溜清”;陆游的“青云腴开斗茗，翠罂玉液取寒泉”;范成大的“烦将炼火炊香饭，更引长泉煮斗茶”等等。泡茶时，汤水所蒸腾起的氤氲之气，饮茶时茶味在齿颊留下的芳香，以及茶汤沁入肺腑的温馨感受，给宋人带来了充分的享受和愉悦之感。

京城汴梁，茶楼甚多，人们约会相聚，大多邀于茶楼。南宋时期的临安(今杭州)，与北宋相比，社会各阶层饮茶风气更盛，将宋代的茶文化推向极至，由于南北饮茶文化的交流融合，临安城中酒肆、茶坊更是遍布坊巷间，以此为中心的茶肆文化崭露头角。 杭城茶肆分成很多层次，以适应不同的饮茶者，一般作为饮茶之所的茶楼茶店，供市民消遣，茶客中“多有富室子弟，诸司下直等人会聚，习学乐器，上教曲赚之类”。有的茶肆，“本非以茶点茶汤为业，但将此为由，多觅茶金耳”。时称“人情茶肆”，有一些茶肆，专门是士大夫期朋会友的约会场所，著名的如“蹴球茶坊”、“蒋检阅茶肆”等。 据吴自牧的《梦粱录》记载，临安茶肆的布置格调雅致，张挂名人书画、陈列花架、插上四季鲜花。一年四季“卖奇茶异汤，冬月卖七宝擂茶、馓子、葱茶……”，当然，还有一些名字香艳以喝茶为名的色情场所。到了晚上，一些茶肆还推出流动的车铺，作应游客的点茶之需。当时的临安城，茶饮买卖昼夜不绝，即使是隆冬大雪，三更之后也还有人来提瓶买茶。

今天的杭州尚有宋人余风，吴山下，西湖边，茶肆点点，仍然飘拂着迷朦淡远的茶的隐隐清香，但是论规模、数量和茶肆的种类，与宋代相比，还是差之甚远。因此，今天的茶客常常会追思宋代茶事之盛，有作宋人之想。

宋代最高级的饮茶艺术是“斗茶”，“斗茶”集中体现了宋人品茶的所有技艺。“斗茶”又称茗战，是以竞赛的形态品评茶质优劣的一种风俗。具有技巧性强、趣味性浓的特点。斗茶对于用料、器具及烹试方法都有严格的要求，以茶面汤花的色泽和均匀程度、盏的内沿与汤花相接处有没有水的痕迹来衡量斗茶的效果。要想斗茶夺魁，还在于于操作：徽宗时宫廷斗茶，实即比试点茶技巧，茶品佳好，水品亦然，自是前提。斗茶所较，仍是盏面乳花，“咬盏”与否，便是斗茶的胜负规则。判断斗茶胜负的标准是：“视其面色鲜白，着盏无水痕为绝佳;建安斗试，以水痕先者为负，耐久者为胜。”也就是说，一看茶色，二看水痕。二家相斗，往往不止一次，比如斗三次有两次先见水痕者即为负，所以“较胜负之说曰：相去一水，两水。”斗茶还包括品茶汤，因此，只有色、香、味三者俱佳者，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。

宋代的茶文化对东邻日本、朝鲜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，日本有一种说法认为，中国南宋绍熙二年(1191年)日本僧人荣西首次将茶种从中国带回日本，从此日本才开始遍种茶叶。南宋末期(1259年)日本南浦昭明禅师来到我国浙江省余杭县的径山寺拜虚堂禅师为师。求学取经，学习了该寺院的茶宴仪程，学成归国，将径山茶宴仪式一并带回日本 ，而后发展出日本盛行至今的“日本茶道”。

日本《类聚名物考》对此有明确记载：“茶道之起，在正元中筑前崇福寺开山南浦昭明由宋传入。”日本《本朝高僧传》也有“南浦昭明由宋归国，把茶台子、茶道具一式带到崇福寺”的记述。南宋年间随着饮茶习俗和茶具等一起传入日本，形成了“体现禅道核心的修身养性的日本茶道”。现代日本茶道文化协会负责人森本司郎在其所著《茶史漫话》中也认为：正是中国的“斗茶”哺育了日本的茶道文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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